一 纪录片与媒介地理学之间的关系

纪录片是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电视艺术形式。它是特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产物，通过对环境和人物的展示，来达到表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的目的。这里所说的地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因素的融合，包含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方面面，其实应该算是一种文化概念。这与媒介地理学中的地理内涵意义相吻合，媒介地理学的起源正是文化地理学。^[1]媒介地理学一方面认为特定的地域会产生特定的媒介形态，也就是说，地理文化能够对媒介产生一种塑型作用；另一方面，地理文化在影响媒介的同时，也帮助我们建构起一个“虚拟的实体”和“想象的共同体”。大众媒介作为这种“想象”的中介，提供了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与过程，使千百万陌生人形成同为一族的印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想象的地理”^[2]。纪录片作为媒介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应该属于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我们借用媒介地理学的理论来对我国的纪录片进行探讨。

（一）地理影响并塑造着纪录片的文化形态

地理对于纪录片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纪录片中所表现的各种地域特征是由当地的各种地理特征决定的，不同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不同的自然景观。第二个层次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必然有着不同的人文内涵及文化背景，这是影响纪录片的深层次因素。人文内涵体现为不同地域之间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结构，决定了纪录片的文化形态。

目前学术界普遍把国内的纪录片流派分为“京派”、“海派”与“西部”，这种划分方式就具有很明显的地域文化性。“京派”纪录片由于受到国家文化、制度文化的强烈影响，加之特有的胡同文化的浸润，所以注重表现历史及重要现实题材的同时不忘关注普通人群；“海派”纪录片由于上海相对浓郁的市民文化情怀和经济的高度发展，从而对身边的人和事表现出极大热情；“西部”纪录片由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故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勇敢、乐观向上的态度，人与自然的题材丰富。^[3]

纪录片所表现的事物通常都是大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事物的形象和行为也是带有环境烙印的，隐含着某种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此外，纪录片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文化的影响会不自觉地作用于事物，并渗透在纪录片中，影响着纪录片的内容，随着地理特征的变化，制度、经济、文化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特定地理环境下的纪录片就拥有了特定的文化形态。

（二）纪录片对地理本身的再构建

人们对于地理的认知，很久以来一直是通过媒介构建的，这种情况从早期的书籍到现在的电子媒介一直都未改变。人们通过影像来认知地理，纪录片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审美载体，自然要对民族国家的整体形象作出自我的解释和表现。^[4]媒介地理学认为，“地理样本”在相同的媒介形态中会有不同的呈现。这种偏差主要是由于传播者的主观意识及社会背景造成的。纪录片并不是对地理符号的简单组合，而是通过对这些符号的引申建立起与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把地理符号当成一种载体，表达某种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不同传播者的不同社会背景与主观立场，会产生对相同符号不尽相同的阐释，且衍生为不同的引申义，从而直接导致其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变化和差异。纪录片通过不动声色的影像讲述，把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文化判断带给观众，使他们接受其中的符号引申的社会、文化意义。从这个层面上，纪录片对地理景观有着重要的塑型作用。

二 我国纪录片的发展瓶颈分析

（一）地理缺失——边缘化、猎奇性的创作倾向

近年来，纪录片在中国国内的不景气使得许多创作者都希望依靠在国外获得大奖来增加纪录片在国内的影响力，各家电视台也把纪录片的创作当成一种艺术投资，以此来树立电视台的品牌。殊不知，在以获取国际奖项为单一目的的前提下，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已经陷入了一种危险的语境——为了获得西方评委的认可，具有本源性的地理就不再可能成为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而是要把其中的单个地理符号进行主观性的整合，杂糅成符合西方审美的地理样本。这种边缘化的创作倾向和为满足西方民众好奇心而出现的猎奇性实际上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