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注中国议题

随着中国地位的上升，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的关注热度有增无减，关注领域和关注视角也越来越多样化。

近些年来，关于中国外交取向的讨论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外交越来越独断专行，其表现是：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表现出强硬的立场、对2010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允许达赖访问表达了强烈不满、在南海岛屿争端问题上表现得更强硬、对日本在2010年9月在中日撞船事件当中逮捕中方船长的行为做出了激烈的反应等都是中国独断强硬的表现。对中国外交取向的这种判断，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是有问题的。^[1]理由是：第一，它忽视了在2010年以前中国在涉及主权和领土问题的外交政策上所表现出的一贯的“独断专行”；第二，它错误地解读了2010年以来的很多具体的案例。江忆恩认为，要确定中国外交是否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需要一个关于独断专行的明确定义；二是需要证明相比于此前，在2010年之后外交在这些问题当中所起的作用更大。但是事实上那些声称中国独断专行的人士既没有关于这一概念的明确定义，也不能确定外交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比先前更大。对此，江忆恩使用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定义，即独断专行的外交意味着明确威胁对另一个行为体施加比以前更高的制裁措施。

根据这一相对简单的定义，我们就不能认为中国外交在2010年之后变得更加独断专行了，因为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在涉及主权和领土问题上的表现一贯如此。例如，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以此告诫美国不要介入台湾问题；在1999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中国官方和民间都持续数月激烈批判美国；在2001年的撞机事件中，中国在长达一周多的时间将美国的军事人员扣为人质，以迫使美国做出让步。在这些先前的案例中，中国做出反应的激烈程度要远远超过2010年以后的案例，因此没有证据证明在2010年以后中国外交发生了转向。

江忆恩进一步指出认为中国独断专行的人士所犯的三个错误：因变量选择不当、缺乏历史比较以及错误地归纳了因果关系。在选择因变量的问题上，很多人只注意到了能够证明他们的观点的证据，而忽视了相反的证据。因此无论是美国媒体还是评论人士，他们往往忽视了中美之间正在进行的一些合作行为，包括美国不断增长的对中国的出口、中美之间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当中越来越保持一致、中国支持安理会制裁伊朗的1929号决议、北京遵照其2009年同美国的协议同达赖喇嘛进行谈判，以及中国在二十国集团多伦多峰会之前允许人民币继续升值等等。同时，中国在2010年以后还继续广泛参与各种全球和地区层次的多边国际制度。因此，要观察中国是否正在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就需要同时关注中国的合作和不合作行为，而不是仅仅抓住不合作行为不放手。通过这种观察，江忆恩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外交正在变得越来越独断专行。

金骏远（Avery Goldstein）则分析了中美两国之间的危机管理问题。^[2]他指出中国在短时期内相对于美国还将处于弱小的状态，因此不会挑战美国的全球利益，中美两国之间最大的危险则来自于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能被卷入一场危机当中。尽管爆发这种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以及这种危机升级到使用军事力量的程度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这种危机的潜在的灾难性后果驱使人们要去更好地分析和理解导致这种危机的机制，决策者们也需要明确这种危机可能引发的问题。同时，2010年以来所出现的一些新情况——特别是中国同相关国家在东部和南部中国海的争议——显示出中国有可能同这些国家在西太平洋卷入军事冲突，而这将会导致中美之间的敌对上升。中美之间爆发危机的可能性甚至大于历史上美国和苏联之间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相互承认对方至关重要的利益，而这就降低了引发危机的可能性。然而，当前中美之间对于双方至关重要的利益还没有达成美苏之间的那种共识。中美双方都没有明确自己不可跨越的“红线”在哪里，而这就增加了一方有可能会采取招致对方激烈反应的行动的可能性。这种行动就有可能引发危机，因为另一方会坚定地维护先前并没有明确表明的利益。对于对方不惜以武力来捍卫的至关重要的利益的不确定性导致两国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