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建设、区域经济及金融一体化等问题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本课题拟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综合运用区域金融、金融中心、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剖析上海在加快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如何有效破解发展“瓶颈”，充分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资源方面的集聚与扩散效应，进而对长三角一体化产生多层面、更为积极的影响。

一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及区域金融一体化：文献回顾

金融中心建设、区域金融一体化是两个密切关联、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和专家开展的大量相关研究，大体可分为两大方面：金融中心问题研究、区域金融一体化问题研究等。

1.金融中心问题研究

该领域的研究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研究的热点。Choieltal和Kaufman研究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动态格局和金融服务的集聚原因。Winckler分析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结构及提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益处。饶余庆精选了24个经济、金融环境指标，对世界各金融中心城市进行了比较、打分、排序，结论认为香港当前的定位是亚太区第2位、全球第6～7位。Laulajainen的研究表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由全球金融中心链条间的时差决定的。Choieltal通过对全世界多个金融中心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务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动态，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Allen & Pryke、Pandit& Gray运用空间表示法和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伦敦金融中心问题进行了研究。Poon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分析了国际金融中心资本市场的层次。恩荣特（中国香港，2000）曾向8000家北美、欧洲、日本跨国公司发出问卷，调查它们在亚太区业务模式及各城市重要性，得到回复约1100家，结论是香港是当时跨国公司唯一的亚太区总部所在地，新加坡则是东南亚地区总部所在地。2009年9月，伦敦金融城政府发布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指数^[1]（GFCI，即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结果显示，我国的深圳首次上榜就位列第5名，领先于上海（第10名）和北京（第22名）。

我国相关研究分为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两类。

定量分析大多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展开分析，饶余庆、胡坚分别构建指标体系，对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进行了评估。倪鹏飞比较了我国20个主要城市的金融竞争力指数（分解为金融资本数量、国际金融产业聚集、生活环境优势、金融人才规模等10个指标），上海、北京、广州名列前三位。杨再斌、陆红军、曾刚等也分别对国内金融中心城市的能级及扩散效应等进行了定量分析。

定性研究主要从制度、政策、决定因素及国际比较等方面进行探讨，干杏娣、赵晓斌对比分析了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发展情况。李扬通过分析金融机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和金融中心聚集效益的作用得出了金融中心形成的基本条件。王国刚认为我国已经建立的金融市场体系并没有成为完全市场化运作的金融市场，中央集权特征明显，是一种典型的“行政主导型”市场。姜波克认为，看一个金融中心是地区级的、国家级的还是世界级的，关键是要看它的服务范围有多大。张幼文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政策是直接起作用的政策，包括为国际金融机构提供有利的经营环境、税收优惠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外资金融机构不受歧视和干预、符合国际惯例的严格的监管制度、较低的监管成本等。冯德连、葛文静构建了“轮式模型”来解释国际金融中心成长机制，即主要包括两种拉力（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三种推力（供给因素、历史因素和城市因素），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作用等。徐明棋提出：“金融中心”的种类有多种多样，其最核心的内涵是金融机构集聚此地并引起金融资源和资金流汇聚于该地进行高效率的配置，从而对生产和经济活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关键的是把握好金融机构集聚的原因和规律，创造金融机构集聚的条件和基础，从而使金融市场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达到更高的效率。科技创新集群地在金融最发达、金融集聚和集中效应最显著的美国出现并走向产业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金融机构的集聚。饶余庆指出，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都经历了大体相似的历程，即海港城市-商贸中心-航运中心-交通运输中心-国际金融中心（IFC）。而一个城市吸引跨国公司在该市设立区域总部的能力是国际中心城市的标志。赵晓斌（中国香港，2005）比较了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