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长三角的人口就业结构存在着脆弱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决定了就业结构的脆弱性。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经济所形成的产业结构的一大特点是：外向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居高。出口产业的比重高、外商投资企业在制造业中比重较高、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仍是主流。这种产业结构极易受到外部经济不稳定的影响，而影响相关产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内员工的就业。二是高比例的外来从业人员决定了人口就业的不稳定性。据本文根据各省市不同部门公布公开数据的估测，长三角共有外来人口约4265万人，约占长三角人口数的1/3，而其中2/3以上是以就业人口为主。而在外来人口就业中，除较小比例的中高级人才外，大部分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长三角外来人口就业一直存在着订单式就业、季节性就业、钟摆式就业以及各种非正规就业现象。金融危机首先即会对如此大量不稳定的外来人口就业群体产生冲击，在金融危机中，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就业信息的不对称性和外来就业人口流动的时滞性，综合形成了金融危机冲击下与危机后复苏期的长三角人口就业矛盾。

金融危机下的长三角人口就业变化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危机冲击期：就业矛盾凸显，但由于时间短，因而得到了有效控制。各种证据表明，长三角就业在危机冲击时，形势就开始急转直下，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出现了多年未现的严峻形势，如城镇单位就业人口绝对数量在近年首现下降、长三角主要城市外来人口数量首现降低、大学生与外来人口就业难等现象。但由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及时出台与各项就业扶持政策的密集出台，就业形势的下滑态势很快在2009年第一季度就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在此次金融危机下，长三角未出现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但是在危机冲击过程中，也进一步暴露出了长期存在的人口就业矛盾，如外向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危机时期就业形势最严峻；危机期间外来人口就业流向的盲目性，人口流动的地区差异较大，甚至出现农民工出现二次返乡现象，结构性失业问题与劳资矛盾日趋严重。

第二阶段危机后的复苏期：复苏超过预期，局部出现用工荒。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以不同方式采取了强有力经济刺激计划，控制了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冲击，并在2009年上半年出现见底的信号。经济的企稳，就业形势也随之复苏，而在长三角的浙江、江苏两省甚至出了局部V型反转期的“用工荒”现象。本文的分析，目前的“用工荒”，主要还是流动人口就业特征和季节性订单增加造成的，而不是真正需求的持续增加引发了人力资源紧缺，所以这种“用工荒”应该是短暂的；但“用工荒”背后，存在的长期性、结构性因素：如产业结构问题、人力资源供应结构以及外来人口的管理政策问题，则需要我们提前注意，应顺应区域产业发展与人口发展的趋势，及早做出政策预判与调整。

从危机初期的就业矛盾到经济复苏期的“用工荒”，表明长三角已渡过了就业最困难时刻，但危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新变化，可能预示着长三角未来人口就业发展的方向，主要表现在：

第一，危机推动长三角产业发展转型，并带来长三角人口就业的新变化。在长三角的就业人口结构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占21%、41%和38%。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仍在逐渐降低，目前农业人口转移就业的速度逐渐放缓。第二产业无论从就业弹性还是从总量而言，在目前人口就业结构中仍占据主要地位，但是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及就业总量，在近年已经越来越接近于第二产业。而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可能会加速长三角的产业转型，并由此带动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化。如危机期间，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就业形势在危机期间要好于第二产业；而传统制造业在内需经济的支撑下，努力向高端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这些产业结构的变化对人力资源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长三角人口就业结构出现的新特点倒逼长三角经济转型。长三角出现了第二代“农民工”的现象，即拥有农村户籍，但是从未从事过农活的第一代农民工后代。他们因为学历较高，定位相对比第一代农民工要高。另外劳动保障制度日趋成熟，员工的保障意识日益增强，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长三角企业的用工成本已经不再具有优势。根据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