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快，以及人类活动的重要影响，并预测了潜在的灾难性结果，自然科学家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如果要等到获得了百分之百的证据的时候，事情将会不可逆转，无法挽救。因此，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各国需要采取的行动，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和国际谈判的焦点（Stern，2006和Garnaut，2007），中国政府也明确了积极应对的国家态度，在学术界也形成一些研究成果。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之所以成为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在于其构成与经济增长以至就业增长的替代选择（trade-off）。在中国，大多数研究和普遍的关注点是减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就业的关注则不够。原因大概包括两点：第一，人们以为就业是经济增长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因此，关注了增长就等于关注了就业。第二，长期以来形成的单纯追求GDP的观念，使得就业问题没有获得足够的优先权，因而在减排的讨论中被忽略掉了。其实，在讨论减排问题时，就业的考虑应该处于高于GDP的位置。

本报告讨论以节能减排为核心的低碳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着重分析低碳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

一 减排对就业的影响

从民生优先的目标出发，减排对就业的影响，决定了减排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中国的最重要国情是劳动力丰富，保持某个特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持就业的稳定增长。而GDP增长率的下降，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就业损失。虽然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任何对于就业的冲击，都会直接表现为对城乡居民收入的伤害、扩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矛盾。

依据既定的减排目标，在以GDP为参照系衡量减排成本时可能无法接受的情况下，一旦以就业为参照系衡量，或许成为可以接受的。这是因为在GDP与就业的关系上，有诸多文章可以做。换句话说，由于目前就业扩大与GDP增长之间尚未达到最佳的同步，可以在减排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而以同样的GDP牺牲换取尽可能小的就业损失，进而减少减排代价。

许多文献尝试证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乃至就业扩大并无矛盾，甚至可以获得双重红利。但是，这些研究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进行的总结或模拟。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特定的情形，获得减排和就业双重红利必然是有条件的。

首先，中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减排的内在激励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截然不同。我们可以尝试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人均收入与排放之间的关系，刻画中国所处的阶段。由于统计资料中没有直接公布，本报告采用IPCC（1995）提供的CO₂排放量估计方法，所以我们采用的CO₂排放量估计值是基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和燃料中碳被过分氧化的部分进行估计（都阳、陆旸，2009）。

图1和图2分别显示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全国和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情况。这里我们估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意味着我们接受任何关于这个概念背后的理论含义或政策结论，只是为了表征中国在排放问题上可能受到的发展阶段制约。

图1 中国分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

图2 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

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减排的内在激励相对不足。例如，中西部地区仍然处在高速增长的起步时期，其资源禀赋特点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重化工业在这些地区超前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距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较远的发展阶段特征，也决定了中国在减排技术上的差距较大，短期内无法以这类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国外相关技术的获得取决于国际协议的结果。

其次，中国特有的能源结构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增加了减排的特殊难度。在不同的国家，能源使用本身的清洁度是有差别的，直接影响节能减排的路径和难易程度。由于资源禀赋和历史的原因，原煤在中国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高达76.6%。煤炭使用是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来源，而改变这种能源结构加大了减排的难度，涉及的调整范围也更广泛。

再次，中国经济增长较高的对外依赖度以及出口产品较低的增值率，加重了减排的就业成本。虽然2007年中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与GDP的比率高达66.8%，其中出口贸易依存度为37.5%，但是，由于出口行业的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