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低碳社会，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目标。日本作为当今世界上节能效率最高的国家，CO₂减排成本很高，要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大量减排举步维艰。与此同时，拥有巨大减排潜力的CO₂排放大国中国，在可实现低成本高效减排的同时，却受到自身减排能力的制约。在这一背景下，明确经济发展、污染防治及创建低碳社会三者的共同利益，将强有力地促进低碳政策的形成。因此，要开发创新技术，实现技术转让，寻求经济和社会系统的战略性创新，构建跨国广域型低碳社会（低碳共同体）便成为重要课题。

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目前世界上尚无人均GDP相对较高却维持人均能源消费量低的先例。未来，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不断成长，必将导致能源消费量的进一步上升及CO₂排放量的持续增加。以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为核心，发展中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构建广域型低碳社会，将为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作出重要贡献。

本报告以中日两国在低碳领域的合作为例，通过分析实现广域型低碳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最终提出经济和环境相统合的国际互惠型“低碳共同体”的构想。

一 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

1.“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与世界三大区域划分

在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中，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效应气体过去与现在的总排放量以及人均排放量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规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本报告为将此原则具体化，如图1将世界分为发达国家区域（美国、日本等）、中等发达国家区域（韩国、墨西哥等）和发展中国家区域（中国、印度等）三大区域。同时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的参加形态也分成强制型减排（规定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目标值）、自主型减排（自行设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值）和自发型减排（不规定目标值，自发实施减排对策）三种。

图1 气候变化框架中的世界三大区域划分与三种参加形态

2.“后京都”框架的基本选择

“后京都”框架基本有以下两种选择。

（1）“京都方式”。

这一选择的主要特征为，2013年以后也实施与京都议定书规定同样的强制性削减目标。当然，该选择中各国数值目标的决定方法（基准问题）、减排额度的分配问题、政策措施、特别是经济手法的作用、任意脱离议定书的行为和不参加的风险的防御、削减措施、合意形成的形式等诸多课题需要解决，但焦点依然是“美国的回归”和“发展中国家的参加问题”。这里所指的发展中国家参加问题，是指发展中国家何时应该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强制性减排目标。在有关2013年开始第2约束期的讨论中，如果美国仍然执意不回归京都协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就更不可能加入其中，它们很有可能以美国脱离京都议定书为由，继续拒绝承担减排义务。看来，在失去美国的协议框架下，出台公平有效的减排政策令人忧心忡忡。

（2）“非京都方式”。

这一方式的特征为无强制性数值目标，各国采取自主性或自发性减排对策及展开国际合作来进行减排。例如，2005年3月15～16日，G8及包括中国、印度、韩国、巴西、南非、印尼等国在内的20国集团能源环境部长在伦敦市就气候变化问题解决方案召开圆桌会议，在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低碳社会构筑等问题上交换了意见。其后，2005年7月成立了“关于清洁开发和气候变化的亚太合作伙伴关系”（APP），在全球引起很大反响，因为该6国的CO₂排放量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2。与此同时，美国于2007年9月召集欧洲有关国家、日本、中国、印度等17个世界主要经济国及联合国有关部门，举行了第一次“能源安全保障和气候变化主要经济国会议”（the Major Economies Meeting on Energy Security and Climate Change，一部分日本媒体的报道中将“主要经济国会议”改为“主要排放国会议”，该说法是不准确的）。本次会议中，各国就如何推进温室气体减排、能源安全保障、经济繁荣发展等问题积极交换了意见。其中美国提出通过主要经济国间的建设性合作，就UNFCCC机制下2013年以后的框架问题，在2009年之前为合意形成作出贡献。

此外，两国间也频繁开展交流与协商。例如，2004年3月中日两国政府相关人员在北京展开了“气候变化对话”。来自中国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及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环境省的气候变化问题负责人员均出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