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有效缓解气候变化十分重视。中国科学界已经发现，与澳大利亚及亚太地区的诸多邻国一样，中国面临的危机远远比发达国家曾经遭遇过的危机更为严重。

我们举例来说明这些危机。比如，青藏高原的冰川消失，就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这首先可能会破坏千百年来一直稳定的河流的流量，特别是养育了中国人民以及作为中华文明摇篮的大河——长江和黄河将首先受到影响。其次是水土流失会影响灌溉，以及气温升高将对中国华北平原农业生产产生严重威胁。最后是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这影响改革开放的先驱城市的经济活动，因为这些城市处于沿海低洼地带，包括珠江三角洲、上海及周边地区、宁波、天津和其他一些地方。由于来自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大径流河流的汇流入海，导致海平面上升，结果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中国会和南亚、东南亚地区分享抗洪截流，以及南亚知之甚少的季雨降水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我们已来不及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损害，因此每个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必须展开有效的行动，必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于大幅度减少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成本，现在开始行动还为时不晚。作为面临着巨大的潜在成本压力的国家，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施有效的减排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一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收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的一项致力于确定中国不同的减排水平的成本和效益的研究受到高度赞赏。

这些成本与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合理致力于温室气体的减排的努力息息相关。计算成本相对比较简单，适合运用一般均衡经济模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以通过研发和转移新技术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来降低成本。

收益来自减少气候变化因素对中国造成的损害的危机。有一些损害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有一些则是间接的，比如通过对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产生影响，而自身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在对中国的产业和基础设施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科学评估的基础上，我们取其中间值，可以发现只有一些避免气候变化的收益是符合标准经济模型的。

有三种气候变化的成本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收益不同于标准的经济模型，有必要进行定量评估。

第一种，当我们进一步探求未来时，测定经济效果的模型建立会越来越难。我们有必要定义一些截止日期，在此后的正规的计量模型被认为是太不可靠以致无法应用、无法确认和难以定性，而收益则来自超越这些日期的气候变化损失的减少。

第二种，气候变化影响的不确定性及其概率分布的客观结果导致的毁灭性灾害发生的可能性。这些也需要进行评估、定性。

第三种，类是来自气候变化改善而产生的一些非市场性的收益，比如更好的生活环境带来的舒适感、长寿与健康。

当笔者在《郜若素气候变化报告》里给澳大利亚做完了所有这些评估后，发现：切实而强有力的全球减缓气候变化措施产生的效益可以通过经济模型来计算，并可得出其收益超过了澳大利亚在全球缓解气候变化行动的相应支出的那部分比例的结论，尽管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大。但这也意味着20世纪以后得到的收益会更大，比如减少可能产生的极端后果，缓解气候变化的非经济利益等，都是额外的财富。此外，还可以得到一个附加收益，即强于450ppm的缓解目标比弱于550ppm的缓解目标更大。

二 为什么需要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尽早参与

现在，温室气体正不断加速在全球大气层中聚集，而自然科学告诉我们，这与恶劣的气候变化息息相关。截至20世纪后期，温室气体的增加主要源于现已成为发达国家的过去经济活动的累积。这是发达国家应负有特殊的减排责任的根源。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达国家应起带头作用，开发低碳技术，并协助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但是我们也看到或预料到，当前大部分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量和未来的碳排放主要来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the advanced developing countries），即人口众多的三个国家——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因此，即使发达国家的排放量降为0，只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减退，单是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就可以在相对短的时期内使得这个世界达到气候严重恶化的承受力极限。

有效减排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通力合作，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