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发展的转折以及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中国必须采取低碳增长战略。任何对低碳战略的选择，都必将影响其改善排放量的增长路径，妨碍全球及时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新战略将取决于一个重点：碳排放量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国民生产总值。而这只能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和产出，以及能源结构的关联转变，取得可再生能源和化石燃料的更清洁应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进展来实现。任何持续的努力，以减少重工业产能过剩和增加诸如钢铁和汽车等关键部门的整合度，将对长期的生产率增长和排放控制有积极的作用。

中国迈向低碳经济过度的增长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激励问题、中国制造业引进低碳技术的能力、能源市场的不完全改革以及缺乏适当的机构和旨在提高能源效率以及降低低碳强度的政策机制。成功不仅需要中国的承诺，还必须加强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国有机会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工业化模式。

一

确定未来中国工业化过程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应对目前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增长模式和生物圈之间的冲突。而通过对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格罗斯曼和克鲁格，1995）表明，人均排放量和经济发展进程之间的“库兹涅茨”倒U形关系是明显存在的。这意味着中国将在某个时候环境边际收益超过认识到成本。上述分析强调，中国还未达到整体发展的触发点。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这使其成为全球关于低碳增长辩论的最前沿。事实上，世界似乎越来越不愿意让中国自己选择一个适宜的时机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有些内容足以说明中国所面临的与斯特恩（2008）描述的全球减排目标一致的艰巨任务。由于气候变化的起源和影响是全球性的，因此其有效的对应是全球范围的，这表明任何主要排放国都不能排除在解决方案之外。此外，“目前二氧化碳的浓度大概在430ppm，并且每年增长2.5ppm。这个速度似乎正在加快，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排放量的迅速增长所导致的……中国的有关能源的排放量到2030年要翻一番，从60亿～70亿到120～150亿吨（GT）”。同时，“很可能，在一切照旧的情况下，中国将在20～25年达到目前欧洲的人均排放量。凭借其庞大的人口，中国在未来100年内的排放累计将超过美国和欧洲的总和。这暗示了寻求全球迅速应对的紧急性”。最后，“大致来说，在二氧化碳排放量稳定在550ppm左右时，排放量将在未来20年内达到顶峰。而对于较低的稳定水平，峰值将会来得更早”。

令人尴尬的是，在短期内达到全球减排目标的雄心壮志并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国工业化现阶段的特点是以份额相对较高的高耗能强度的制造业决定的。制造业与中国迅速上升的外部赢利有关。这也是近年来排放加快的主要原因（图1）。

图1 主要经济体的化石燃料总排放量（1751～2006年）

工业带动经济迅速增长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不管其是否完全着眼于中国的人均收入预计增长，还是着眼于如汽车普及、金属和能源强度，人均资本存量或城市化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后者预计在2050年将从现在的45%增长到60%。鉴于“常规”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减排工作强度，模式本身可能要付出代价。以严重的环境恶化为代价的工业化增长道路，是一个有限的战略。中国工业结构的改变是一个成功的全球排放控制方案的先决条件。

这里有三个突出问题。第一，什么是现实而有效的途径？通过它中国可以在直面保持经济增长这个“挑战”的同时，降低排放强度。第二，通过优化能源强度和改变能源结构，在何种程度上采取低碳增长模式会改变工业模式？第三，在何种程度上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能满足一个雄心勃勃的全球碳减排目标？换而言之，在工业化的下一阶段，中国能否把碳排放量的增长和经济增长分开而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它们大约合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40%。这两个经济体的庞大规模，显然加强了其排放量所占的份额，但按购买力平价占世界GDP的33%来看，还需要作出某些解释。

中国在短期内成为二氧化碳主要排放国之一。中国只用了30年，从一个相对较低的基数上升到与美国一个多世纪发展的排放量持平。不管是按总的或人均强度衡量，中国未来的排放趋势将取决于下一阶段的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水平和结构。

我们认为，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