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会议（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在美、中、印巴等五国通过了一项不具备法律意义、未获缔约国正式通过的协定之后黯然落幕。此次会议充分表明尽管气候变化这一直接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挑战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所重视，然而在以美国为代表的非欧盟发达国家集团、欧盟、中印等新兴经济体、77国集团、小岛国联盟等各类利益团体之间仍然存在着太多短期内无法弥合的分歧，一个比目前的《京都议定书》更为积极的国际性合作减排框架仍然需要更为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而发达国家普遍主张的迫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自愿进行碳减排的有效政策手段之一为“碳关税”，即对中国等没有在国内征收碳税或能源税、存在实质性能源补贴国家的出口商品根据其碳排放强度征收一定程度的关税。

作为全球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对于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40%～45%的承诺，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基本不能够接受。包括美、法、英、日在内的许多国家均提出未来将通过“碳关税”等方式，倒逼中国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支付治理成本。中国国际贸易是否会遭遇新一轮的“碳关税”制裁，尽管从目前来看态势还不是十分明朗，但在发达国家普遍缺少走出经济危机的良方、纷纷通过保护本国传统工业方式来确保就业的大气候之下，“碳关税”无疑会是它们将自己的贸易保护行为合法化的最便捷选择之一。本报告将从三个侧面对碳关税的理论机制与政策环境予以探讨：中国被征收碳关税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碳关税的理论实质与合理性、合法性辨析；碳关税对中国出口贸易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以及中国的现实政策选择。

一 中国被征收碳关税的可能性分析

1.中国碳减排指标的全球意义

根据国际能源署2008年作出的预测（IEA，2008），如果各国按照现有的政策情景和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发展，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将增加45%，而中国的排放量的增长占世界增量的46.9%。目前中国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世界总量的20.3%，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8.9%。美国目前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世界排放总量比例与中国相当，但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下降到14.3%。由此可见，中国成为哥本哈根峰会的众矢之的，客观排放量的增长是主要原因。从人均排放量来看，中国目前的人均排放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是美国的24.7%、欧洲的57.3%，但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将超过欧洲，达到美国的50.6%、世界平均水平的163%。当然在此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下降速度可达到每年3.1%，但这样的速度仍然不足以抵消经济总量增长所带来的排放量的扩张。而我国目前所承诺的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0%～45%的约束性指标，恰恰相当于每年减少2.6%～3%，这样的降幅即使是在6%的GDP增长速度情况之下，也会使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国际能源署所预测的水平，这显然是国际社会无法接受的。

2.理想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指标对中国的意义

IPCC所提出的要在2050年将全球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450ppm的指标与中国承诺的差距在哪里？在此次哥本哈根协议当中，一个重要的共识是要把地表温度升高的幅度控制在2°C以内，这就意味着要将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450ppm之下。而世界各国如果按照现有的政策情景和经济增速发展下去，到2020年，仅发展中国家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就将使地球二氧化碳平均浓度突破450ppm的警戒线。这意味着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参与实质性减排，发达国家即使实现了零排放，2°C的愿景依然是无法实现的。要想实现这一愿景，到2020年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至少下降10%。如何将这10%分配到各个发展中国家？依据的分配原则不同，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成本会有很大的差异。表1是国际能源署所作的各类分配机制所可能产生的分配结果的比较。表中数字表明按照不同的分配机制，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相较基础政策情景所预测的到2020年的排放量应该增加（红色）或者减少多少排放额度。分析表明无论是按照哪一种机制分配减排额度，中国在2020年应该达到的排放水平都要远远低于目前基础情景所预测的排放量。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基础情景中已经包含中国“十一五”以来所制定的单位GDP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