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产业低碳化测评包含双重含义，一是对低碳产业概念予以确定，使得低碳产业概念达到具体化和可测度，进而有针对性地促进非低碳化产业的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研究与实践对以往采用绝对排放量测评进行了重大革新，2002年出版的名为“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 from Economic Growth”的报告中^[1]指出：“The term decoupling refers to breaking the link between‘environmental bads’and ‘environmental goods’”，由此创立了“脱钩”概念，并将其用于描述切断产业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脱钩”适用于衡量产业发展的“去碳化”状态，是衡量产业低碳化程度的有效测度指标。通过建立旨在描述环境压力（状态）与驱动力变化的关系，以及衍生政策拟定的问题的脱钩模型，OECD国家对其30个成员国39个指标作为其环境与经济脱钩的整体代表得出OECD国家总脱钩率约为52%的结论。芬兰未来研究中心的Petri Tapio（Petri Tapio，2005）利用“脱钩弹性”（decoupling elasticity）的概念，将OECD国家建立的脱钩指标体系进一步发展，将“脱钩”概念细化为为弱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强负脱钩、增长负脱钩、增长联结、衰退脱钩与衰退联结等八大类，使得脱钩指标体系进入新阶段。Tapio（Petri Tapio，2005）对1970～2001年间欧洲的交通业经济增长与运输量、温室气体之间的脱钩情况和芬兰的交通业脱钩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欧盟十五国在90年代期间整体上处于增长负脱钩的状态^[2]。这方面国内研究首先在台湾，2005年台湾当局提出，台湾循序渐进推动温室气体减量，初期将以建置调适能力为重点，促进能源使用、温室气体减排与经济成长“相对脱钩”；中长期则以建置低碳循环型社会为目标，促进能源消费，温室气体减排等指标与经济成长“绝对脱钩”。台湾学者李坚明等（李坚明，2005）对台湾地区产业的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标进行了研究。大陆目前有庄贵阳（庄贵阳，2007）运用Tapio脱钩指标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20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不同时期的脱钩特征进行了分析。李忠民、庆东瑞（李忠民、庆东瑞，2010）则首次在中国内地省一级层面运用OECD脱钩指标与Tapio脱钩指标，以山西工业部门为例，对该省工业部门工业增加值与其能耗投入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了脱钩分析。

产业低碳化测评的另一重含义是对产业的低碳化发展过程进行测评，从而发现造成产业当前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状况的成因、总结经验教训，为具体产业的低碳化发展政策提供依据。这重含义建立在第一重含义基础上，是对第一重含义的发展。当前国内学者对于这种侧度很少涉及，但有少量针对具体产业在低碳经济下的发展的予以分析和政策建议。如张雷（张雷，2008）通过对我国能源工业（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煤气及热力生产和石油加工等部门）、农业和工业生产以及公共服务与生活三方面对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情况予以了研究分析^[3]；张雷（张雷，2003）的另一项研究时将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做了相关分析^[4]；郎春雷（郎春雷，2009）对全球背景下中国产业低碳化发展面临的压力进行了分析^[5]；庄贵阳（庄贵阳，2007）分析了目前我国汽车工业的现状，指出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能和环保问题凸显^[6]。对能源消费和碳排放进行定量分析的还有魏一鸣等人（魏一鸣等，2009）^[7]，其利用LMDI方法围绕中国碳排放的变化以及演变规律，针对中国电力部门、物质生产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碳排放情况进行了定量测算分析。这些研究从具体问题入手，有一定建设性，但普遍没有把低碳产业分析与低碳产业侧度，特别是脱钩侧度结合起来，研究既缺乏低碳概念基础，又有着很大的行业局限性。

李忠民、姚宇和庆东瑞的研究（李忠民、姚宇、庆东瑞，2010）首先将低碳产业测评的两重含义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构造产业低碳化因果链思路和弹性脱钩分析框架（下文简称LYQ分析框架），但研究变量选择简化、模型具体化和应用性不足。本文是对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二 模型和分析框架设计

1.LYQ分析框架

LYQ分析框架针对目标函数，从变量逻辑因果关系出发进行成因分解（因果链构造）和指标测评，其特点在于可以准确的发现造成产业碳排放脱钩的原因并形成对策。因果链构造可以选择一个中间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