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以下简称二元结构），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定条件下的产物。改革开放后，这一不平等的政治经济体制已成为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最大障碍。经历三十年改革，特别是21世纪以来体制改革浪潮的冲蚀，该制度的合法性已被断然否定，其完整性形态也已被打破，这是改革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然而，如果我们深度审视当今社会，会惊奇地发现：不但原有的二元结构仍名亡实存，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制、衍生出种种新的变种——城市二元结构、乡村二元结构、单位二元结构，从而使我国社会的二元社会结构呈现四重二元结构环环相套的复杂格局。正视新条件下二元社会结构的这种特点，并着力逐步加以解决，是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新形势下名亡实存

1978年以前，我们国家采取了城乡隔离制度，严格限制农民走进城市，形成了城乡泾渭分明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指依靠人为的制度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形成农民和市民两大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结构体系。同时，这种“存在的”因素也造成了城市和农村两个各自封闭循环的体系，造成了市民与农民两种迥然不同的公民身份，也造成了在各项权益上有重大差别的社会等级和身份歧视。改革三十年，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国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明确否定了已持续三十年的不平等体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作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初步成就。但是，这种陈旧体制尚未被彻底打破，而是在新形势下名亡实存。

首先，就当前中国社会的城乡结构而言，虽然部分省份试着取消了户籍之别，但城乡二元结构由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惯性延续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改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历史的惯性和问题解决的过程性要求，农村的劳动力、资金和土地三大要素却向城市流失得最为严重，城乡二元结构的习惯性思维在制度设计、资源配置等方面依然还根深蒂固。图1反映了1978～2009年国家财政总支出与农业支出状况。2010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到83080亿元，全国财政支出89575亿元，用于农业（农林水）的总支出为8052亿元，^[1][2]也仅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9.6%。

图1 1978～2009年国家财政总支出与农业支出状况统计

其次，近年来国家实行的免除农业税、免除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学费、对粮食和肉类生产给予补贴等一系列惠民政策确实给农民群体带去了好处，但相比国家政府同时向城市社会的巨大投入，与其说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和隔阂消解了、弱化了，倒不如说这种差别以崭新的形态而具体的凸显出来。据统计，2007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为3223.85元，而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为9997.47元，后者是前者的3.1倍。2000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只有2.79倍，而到了2009年，城乡收入差距扩至4～6倍。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城镇地区为59.3台，比农村地区高10倍左右。^[3]更甚者，对很多城市市民而言，农村似乎依然是“天高皇帝远”的深山老林，他们对农村与农民的了解往往是间接的，甚至是想象化的。而对于广大的农村村民而言，城市依然是他们梦想中的“人间天堂”，城市和市民的生活在他们眼里依然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尤其是频繁发生的社会流动使得农村和城市在“身体”上得以“密切接触”，但“在地理空间上，农民工拉近了城乡的距离，同时也导致城乡界限更加真实具体地呈现”。^[4]特别是在巨大的城市就业压力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更是因难而继续被束缚在土地上，农业的小规模经营导致与工业化相适应的产业化农业步履维艰，农民、农村与现代化的城市显然无法融为一体。

最后，名亡实存的户籍制度依然在束缚着农民的手脚，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投入严重不足依然在延缓着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政府只重视城市发展，却一再忽略农村规划，导致农村发展滞后，且乡村建设散乱无序，城乡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变大。据2005年的统计，占人口比例较小的城镇居民占有社会保障资源的80%以上，广大农村居民仅仅占有不到20%的资源。全国县以上的城镇全部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救助人数达到2200万多人。而在农村，只有914.1万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