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初，以汉口开埠和张之洞督鄂两大历史性事件为标志，武汉迅速实现了从一个内陆、封闭的封建性城市向开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区域经济中心的跨越，城市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前列。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虽然武汉的经济总量仍然处在不断增长中，但在全国的城市排名却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直至近期成为一个“二线城市”。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大内需”，为武汉谋求“弯道超车”、“重新崛起”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抓住这个契机的关键在于尽快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调整，使武汉的经济发展方式完全适应变化了的宏观经济格局。这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步就是武汉要率先试点废除农地征用制度。

一 金融危机背景下武汉实现“弯道超车”的基本谋划

（一）金融危机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格局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金融危机之所以产生，表面上是由于美国金融衍生产品泛滥及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不力，而其根源则在于美国的货币霸权。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利用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大量滥发，造成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同时，不顾实际国力的减退，持续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国债发行余额长期保持在9万亿～10万亿美元水平上，相当于美国政府年度财政收入的3～4倍。以此两手支撑起美国消费债务型经济的发展。金融危机爆发，实质是美国这两方面问题，尤其是前一个问题的显性表现，标志着对美国几十年来“寅吃卯粮”的一个集中清算。格林斯潘更认为危机的严重程度是“百年一遇”。由此，全球经济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必将放缓甚至衰退。

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我国经济发展最优先目标由“出口导向”向“扩大内需”转变已成必然。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大发展，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有了根本性改变，可谓国富民强，具备了扩大内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支撑“出口导向”战略的一些基本因素，如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本币低估的汇率政策、生产要素的系统性廉价，对国际经济政治平衡的综合考量等，均在发生着一些极不利于该战略持续的重大变化。为了继续保持我国经济的长期较快发展，在基本稳定出口、稳定外需的同时，想方设法“扩大内需”就必然成为我国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的基本战略。

中长期而言，“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扩大农村和农民的消费需求。由于农业属于弱势产业，依靠农业让农民收入增长在现实中难度很大，唯一的出路在于加快城市化（工业化），将农业人口尽可能地转变为城市人口。而这方面恰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化滞后”问题，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比例远未达到与工业化发展相对应的水平上。2006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43.9%，显著低于与我国人均实际收入大体相当国家55%的平均水平。^[1]反过来也正说明我国在加快城市化发展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等指出：“经济增长必须依靠企业来实现。而企业是在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存在的，这个宏观经济环境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要素价格体系。企业根据这个要素价格体系来选择自己的要素投入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而所有企业选择的要素投入组合的集合就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增长方式。因此，有什么样的要素价格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最近几十年来，我国长期采用低利率、低土地价格、低能源价格、低原材料价格的政策，直到现在，这些价格扭曲还没有完全得到矫正，在这样一个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下，企业选择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是资本和土地密集型的增长。”^[2]相应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要求的劳动密集型增长就必然会被排斥。显然，我国“城市化滞后”问题实质上是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伴生物，同样也是由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体系造成的。

追根溯源，我国的要素价格体系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城市化加快发展）——扩大内需之间实质上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扩大内需战略的实施，必然带来其他三方面的根本性改变。由此，我国的经济发展格局必然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二）“扩大内需”带来武汉传统优势地位的回归和强化

武汉具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经济总量在中西部城市中仅次于重庆，排名第2，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