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甘肃省相继出台《关于推进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实施意见》《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总体方案》《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项目、活动、奖项对接工作指南》等系列文件、方案。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已逐渐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并被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5月21日，甘肃省启动全省文化资源普查和分类分级评估工作，将对全省历史文化、非物质遗产等18个大类、400多个项目进行普遍查清和评估认定，最终成果将汇集成《甘肃省文化资源名录》《甘肃省文化资源分类分级名录》。在传承创新区建设过程中，将对全省文化资源进行有效保护、理性挖掘、展示传承和开放利用打下坚实的基础。

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文化发展战略平台，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为“1313”工程中的“三区”之一，以敦煌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建设是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重要支撑，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在积极的探索过程中，出现了哪些亮点？如何应对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何确保其建设的高层次和高水平，如何有序、合理地保护、开发相关文化资源？这些都是本课题要关注、探讨的问题。

一 “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一般理论分析与实践透视

（一）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一般理论支撑

1.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内涵与特征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要“确定10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集中的区域，实施整体性保护。

在2007年3月30日召开的“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工作研讨会”上，时任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的陈至立指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区域中，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并与人们生活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和谐相处，在一定历史和地域条件下形成的文化空间，以及人们在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艺术表现形式，共同构成的丰富多样和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态。”^[1]可见，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生态保护更强调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10年，《文化部关于加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国家级文化保护生态区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并经文化部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从2007年开始，截至目前，我国相继建立了闽南、徽州、热贡、羌族、客家、武陵山区土家族苗族、海洋渔文化（象山）、晋中、潍水、迪庆、大理、陕北、客家（赣南）、铜鼓（河池）、黔东南民族等15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它们与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的内涵及范围并不完全一致。这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虽然仍处在试验阶段，但其对文化生态系统——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形式、语言环境、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所构成的完整体系的探索与研究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2.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理论依据

文化生态一词最早来自人文地理学之中的“生态”，“文化”与“生态”是其蕴含的两层意义。我们可以仔细观照文化、生态之间的互动与制衡；在选取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时，可以用生态的视角、方法来探究文化，使其能积极、合理、有序地可持续发展。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受到很大的挑战，文化同化问题成为人们普遍面临的问题，文化生态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作为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的一种新举措，文化的生态性、文化生态的系统性、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性与区域性，共同构成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理论依据。

（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实践借鉴

这些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都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在命名时加上了“实验”二字。等到把相关文化生态保护工作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经验丰富、条件成熟之后，再将“实验”二字去掉，正式命名“文化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