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文明的根基，也被视为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简牍作为文字传播的一种特殊载体，在中华文明史的发展形成中承担了不可或缺的历史重任。在纸张普及之前，简牍承载着中国文化的兴衰流变，其真实、细致、具体、全面的记录，极大地充实了我国文化资源的宝库。百余年来，举凡言及简牍，甘肃都是世人的聚焦之地。迄今为止，甘肃出土汉简占全国出土汉简的80%以上，且以丰富的内容，鲜明的特色，极高的文物与研究价值而令海内外各界人士倾心向往。然而，多年来甘肃汉简却始终面临着保存条件简陋、研究力量薄弱、文化宣传展示不力、整体发展较为冷寂的困境。新时期，怎样进一步发掘简牍文化内涵，如何宣扬展示简牍文化的独特魅力，实现这种特色文化保护与传承和促进社会、经济、地域发展的多赢格局，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时代课题。本文即以甘肃出土汉简为例进行探讨，希冀为同类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些许借鉴和思考。

一 简牍文化与甘肃汉简资源概述

（一）简牍文化简介

1.简牍的使用与发现

陶器、甲骨、青铜、玉石、竹木、缣帛等都是纸张普及以前的文字载体，但唯有简牍因其取材、制作、保存简便易行而使用时间最久、范围最广。《尚书·多士篇》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今人多认为甲骨文、金文中的“册”字，就像把一支支长短不一的简并联后用绳子编系在一起的样子，而“典”字则像是用双手捧册之形。故而简牍的最初使用很可能早于殷商时代。^[1]至“蔡侯纸”问世及其普遍应用于书写领域后，简牍开始隐退，湮没在了黄沙古墓中。如此，从殷商及至魏晋时期，简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前后2000多年的时间可谓是一个“简牍时代”。

在简牍的发现史上，最著名的当属汉武帝时“孔壁经书”与西晋“汲冢竹书”两次发现。前者是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扩建宫室时，在与其封地邻近的孔子古宅夹壁中发现《尚书》《论语》等战国竹简古书。后者是在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准在盗掘战国魏王墓时发现数十车竹简，数量空前。及至20世纪初，恰逢清王朝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际，西方的一些探险家趁机进入我国的西部地区，借考古名义疯狂掘略文物，揭开了近代简牍发现的序幕。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遗址获得40余枚汉文魏晋木牍和524枚佉卢文木简。同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楼兰遗址掘获汉晋木简120多枚。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在甘肃敦煌境内的汉代烽燧发掘收获汉简数百枚。1913～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又在新疆尼雅、楼兰和甘肃敦煌酒泉等地挖掘得到一批汉晋木简。其后，20世纪30年代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居延汉简10000多枚。新中国成立以后，简牍在全国各地被发现的消息屡屡见诸报端。

简牍自发现伊始迄今百余年来，战国简、秦简、汉简、吴简、晋简等频频面世，犹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时至今日，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陕西、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河北、江苏等17个省、市、区都有竹简木牍出土，“简牍”也已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学术热词。

2.简牍文化的内涵界定

简牍，《说文解字》解释为：“简，从竹，间声。”“牍，书版也，从片”。段玉裁注曰：“简，竹为之。”“牍，木为之。”由此可见，简牍乃“竹简木牍”之省称。当青竹木块从原始的自然材料经过人力加工后变成了书写载体，其文化意蕴也随之产生了。如当今依然广泛使用的“杀青”一词就源自于简牍的制作。在竹简的制作过程中有一道特殊的工序，就是要用火先对青竹进行烘烤使之脱水，除水后的竹片既便于书写，又能防止虫蛀。青竹受到炙烤，内含的竹液被逐渐析出，称为“杀青”或“汗青”。除此之外，还有像册、卷、篇、编、版面、尺牍、封缄、簿籍、刊正、刀笔吏、学富五车、汗牛充栋、率尔操觚、韦编三绝等耳熟能详的语词，也都是由简牍形制及书写而发展形成的语言文化现象。

文化，就广义上来说，凡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人本身的一切活动和成果，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以此而言，简牍本身体现的制度文化与简牍文字内容所反映的时代观念与时代精神无疑是简牍文化内涵的重要构成。进而言之，即简牍载体的书写制度及文字内容所反映的民族一统意识、中西交往的和谐相处、法制诉讼的公正追求、祭祀祷告的民俗风情、知责履责的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