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年10月 |
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取得明显进展,由于农、工两部门经济差异,使农业剩余劳动力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建立的劳动力流动模型认为,城乡间预期收入的差异是决定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经济因素。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也就是说,在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从收入较低、就业不足的劳动部门或地区,向那些收入高的领域流动,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行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对提高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青壮年农民工的大量外流,同时也造成了农村产业发展、文化教育、家庭养老、社会管理等的空洞化,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 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现状
由于交通闭塞,贵州农村充分地体现了“乡土性”的传统社会特征,农民“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1]即使是现在,农村多数60岁以上的老人甚至没有到过当地县城,没有见过火车,农民们一直过着“养猪为过年,种烟为买盐”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外出务工的人都很少,当时有少数“新潮分子”的外出被当地村民称为“跑江湖”。
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先出去的部分务工者在城市获得了可观的收入,他们的“衣锦还乡”对依然守在土地上的农民产生了不小的诱惑。而农资价格的猛涨和农产品价格的起伏不定使农业的收益逐渐下降,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大大降低。在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作用下,农民们通过相互带动逐步形成了“外出务工潮”。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贵州省农民工总数达到652.74万人,其中省外就业农民工达504.61万人。[2]
2010年初我们对贵州省103个省级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贫困村劳动力外出率达到了38.5%,温饱村为37.2%,小康村为26.3%(见表1)。上述结果与我们2008年的统计结果(农村劳动力65910人,户均2.30人,其中外出劳动力28353人,劳动力外出率43.02%)有较大的误差,并且也不符合我们的调查情况,估计是试点村在劳动力外出时间统计上的差异造成的。相比之下,2008年的数据分析较为符合试点村的实际情况。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两期报告统计分析都显示,贫困村劳动力外出率均高于温饱村和小康村。
表1 2009年贵州省103个省级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劳动力情况统计
也就是说,劳动力外出率与农村的贫困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即越是贫困的农村,劳动力外出的比例越高。对于省级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村,政府为了“试点”新农村建设,在试点村进行了大量诸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项目建设,使“吃上油”[3]的试点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契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近1/4的劳动力外出务工。可以推想,在大量的非试点村,农村劳动力的外出率显然会更大。
从学历结构看,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42.1%,初中文化程度占47.0%,高中文化程度(高中及中专)占8.4%,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2.5%。从图1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农村外出务工者以农村高素质劳动力为主。外出劳动力的文盲率及小学率均低于总人口比例,而中学和中专以上学历比例则高于总人口的学历比例。
图1 贵州省农村劳动力与外出务工者学历结构比较
图2则显示了贵州省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年龄结构。25岁以下的农民工占26.7%,26~35岁的农民工占40.9%,36~40岁的农民工占16.6%,41~50岁的农民工占15.1%,51岁以上的农民工占0.7%。可以看出,外出务工人员以青壮年为主,40岁以下青壮年农民工人数占总数的84.2%。
图2 贵州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年龄结构
二 劳动力外流后农村空洞化的诸多表现
(一)农村产业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空洞化
从土地经营的角度看,劳动力的外流改变了原来的土地经营状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民对土地生产的热情高涨,农户承包的土地不够种,便把当地的荆棘林开辟成土地进行农业生产,这一度成为当时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式。随着农民外出务工的增多,当年开垦的荒地现在全部抛荒了,即使是农民自己的承包地,离家较远或者土质稍差的都基本上处于抛荒状态。王水怒等人进行的对余庆县的土地流转情况的调研显示,企业或业主参与土地流转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