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事业正以一种全新的公益姿态走上中国社会舞台。仅半个多世纪，黑龙江省的健康教育成功地实现了三个重大历史跨越，从艰难起步的卫生宣传初始阶段到蓬勃发展的健康教育成长阶段，直到当前社会化的健康促进阶段。这个过程直接反映出当代中国两次公共卫生革命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也从卫生角度标志着中国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指数正在快速攀升。

一 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

1.应运而生的卫生宣传（1956～1966年）

健康教育在中国真正成为服务于大众的实体事业是在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社会长期动荡混乱的局面，在1950年全国首届卫生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人类与疾病斗争的方法教给人民”，显然，从这个时候起向全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就成为卫生工作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1951年，为进一步加强对卫生宣传工作的指导，卫生部指令在各个卫生部门设立卫生宣传处。1954年卫生部发布的《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中再次重申“要将卫生宣传工作作为防疫战线的主要任务和重要工作手段”。自此以后，全国各省、市（地）、县（市）、区卫生机构都相继建立卫生宣传教育馆、所、科、组，卫生宣传机构在我国卫生系统中的实体地位被确定下来。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一重大的卫生政策选择确实是基于当时中国国情实际出发的，党和政府能够站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在将有限的卫生资源投向贫病交困的社会现实中时，并没有只在落后的临床窘境中寻找出路。而是依据“预防为主”的发展要求，及时开动行政性的卫生宣传作为辅助策略。这一做法具有极大的现实灵活性与历史前瞻性，也使当时有限的卫生资源发挥到了极致，这种卫生宣传教育的“特色”优势在后来兴起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得到实践验证。

然而，这种初级阶段的卫生宣传教育还是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它的政治性高于科学性，行政性强于专业性，归根结底还是以行政推动为起点，或者说是政权意志的产物。另外，卫生宣传本身也不能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健康教育，或者只是健康教育的初级阶段，组织管理、机构设置、工作方法都与有计划、有设计、有评价的现代的、系统的健康教育有相当距离。尽管如此，卫生宣传还是在全市卫生防病工作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政策性与群众性的进步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异军突起的健康教育（1982～1999年）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时期，健康教育也进入重要的转型期。这个时期外部世界的健康教育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当时欧美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将健康教育作为国家卫生保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1973年美国在国家健康教育总统委员会的提议和倡导下，着手在国家卫生教育福利部设立国家健康教育局，同时，还下设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两个工作中心，从而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共卫生革命浪潮。我国卫生部于1979年颁发《全国卫生防疫站工作条例》，再次将健康教育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任务目标做出明确规定。同年12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健康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提出了全国健康教育规划战略构想。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省、市间的卫生美术、卫生摄影、卫生文学、卫生科普巡回展会层出不穷。省、市间、国家级，甚至国际的健康教育学术交流理论研讨会议经常举办。无疑这是中国健康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例如，1982年齐齐哈尔市健康教育所成立，依据国家卫生部健康教育机构设置要求为地市合一独立事业单位（设党支部、办公室、财务科）；这个时期为齐齐哈尔市健康教育工作独立而开放的阶段，常规化的健康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然而，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透过蓬勃崛起的表象，我们隐约能够感觉到一个事物成长过渡期的不完善。首先，健康教育是一门多学科渗透与交叉的应用性学科，它既不属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室，也不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院，它的生存发展空间与理论实验场所应当是在具体国度中的具体时代的具体社会环境中。所以，这个阶段健康教育的传统积淀很浅薄，专业资源有限，外部借鉴又很少。同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本身又有其不可分的系统联系。仅以教育层面的覆盖是绝对达不到健康促进终极目标的，“教育”可以是专业的、平面的，而“促进”则必须是社会的、立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