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宪法学、法理学、法律史学研究现状

（一）宪法学研究现状

1.重大建设项目决定权研究

卢正涛从人大常委会及政府对重大建设项目决定权的性质、行使的侧重点探讨人大常委会如何决定重大建设项目问题，认为重大建设项目必须由人大常委会决定，而不应该由政府来决定，重大建设项目只能由政府以议案的形式提请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1]

2.经济特区与民族自治区立法比较研究

彭治安、严智广认为，民族自治区应当吸收和借鉴经济特区的立法经验和成果，以求为民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效的法制环境。^[2]

3.依宪执政问题研究

杨武松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的基础、方法和表现，并提出通过完善执政程序制度，完善国计民生保障机制，构建违宪执政规则，履行公共服务职责，完善公共服务法律体系等途径，对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推进依宪执政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3]

（二）法理学研究现状

1.法治建设研究

吴大华于2010年9月至2011年4月主持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重大招标课题“提升贵州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研究”，该课题紧密结合社会管理创新理论，着手以贵州省具有示范意义的市、县、乡、村、社为主要考察对象，提出并分析了如何提升贵州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的应对机制，彰显法治贵州特色。张帆主持贵州省教育厅社科专项课题“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推动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性研究”。邹伟的《行成于思——法律文稿集》一书坚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尝试解决问题，显现着其独到的见解。^[4]胡灵认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培育和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自身特有的思维定式和思维习惯，是真正实现“法治”理想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5]李小红借助法哲学思维提出了农村市民社会的建构对农村法治建设的价值所在。^[6]张帆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承认正义的现实合理性有待获得认可，并提出了如何建构和谐司法的解决措施。^[7]

2.网络监督研究

网络监督无疑已经成为中国民主进程中不可忽视的言语力量。胡灵认为网络监督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体现出相当的局限和混乱，在公法领域存在的弱化和局限以及私法领域表现出的行为与言语上的失范。^[8][9][10]同时，张帆对农村尤其是民族地区农村青少年网络监管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1]

3.法社会学研究

姚知兵从犯罪人的社会个体属性的形成过程（社会化过程）来研究犯罪问题，对死刑和行刑及罪与责的研究提供广阔的视野和理论基础，这样有利于对犯罪人的再社会化，也体现了对人类个体生命的最大尊重。^[12]

（三）法律史学研究现状

法律史学的研究集中在少数民族法制史领域（详见民族法学研究现状部分），其他的研究主要包括丁志的《我国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分析》、《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析》等。其中，丁志认为容隐制度符合家族本位观念，亲属容隐制度有利于限制过分扩张的国家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授权，不过在授权的同时，有时为了强化伦常而将其中一部分同时确定为义务。^[13][14]

二 刑法学研究现状

（一）刑法学研究概况

2010～2011年9月，贵州省刑法学研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各类报刊上发表刑法学术论文近90篇。

刘鹏主编的《刑事法学研究（第4辑）》中共收录论文49篇，内容涉及刑法总论、刑法分论、刑事诉讼法及青少年犯罪问题。^[15]陈世和在《法律的尴尬——刑事法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一书中对近年来发生的30多个刑事案件作了精彩的剖析，将案例作为研究的样本来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16]

2010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郭丽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地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生成机制及治理对策研究”获准立项。吴大华主持的贵州省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聚众犯罪专题研究”结项。

（二）关于《刑法修正案（八）》的研究

刘鹏择其要者对《刑法修正案（八）》作理性解读，就削减死刑、刑法现代化的立法和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17]

张雯结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我国死刑制度进行广泛研究，指出“削减死刑罪名虽然不一定能较大幅度地降低死刑的适用率，但此次的修改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理论界废除死刑的不懈努力终于在立法层面得以确认，中国已经踏上了废除死刑的道路”。^[18]“我国限制死刑的步子还可以再迈大些：应当取消在少数罪名中的绝对死刑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