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创业人才与创业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提出，“从广义上来说，创业教育就是指培养具有开创性的个人”，“毕业生将愈来愈不仅仅只是求职者，而首先将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高等学校必须将创业精神和创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但至今学术界并未对“创业教育”概念形成统一认识。许多学者对“创业”进行过定义，理查德·坎蒂伦最早提出了创业人才概念。Gartner认为创业就是新组织的创建过程。Shane和Venkataraman认为，创业是围绕机会识别、开发与利用的一系列过程。霍华德·H.斯蒂文森认为创业是个人追踪和捕获机会的过程^[1]。美国“创业教育之父”Jeffry A.Timmons指出，创业是一种思考、推理和行动的方式，它为机会所驱动，需要在方法上全盘考虑并拥有和谐的领导能力。

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会议上把创业能力作为学生的“第三本教育护照”^[2]，柯林·博尔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圆桌会议报告》中，亦将“创业教育”作为继学术能力、职业能力后的第三种能力^[3]，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创业教育理论及其实践提出反思。有学者认为，创业教育是现有大学学术型与职业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性失落”，创业教育是对大学培养适应社会就业需求人才的功能异化。大学培养的人才原本是适应社会要求的“就业者”，是以对现有知识逻辑的适用性教育为主体的，是现实规则的服从者和应用者。创业教育强调对人才创新素质的培养，要求所培养的人才是社会需求的制造者，他们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大学培养的人才是对现有知识逻辑的反叛，是现实规则的挑战者和破坏者。更有学者认为，大学创业教育是一种后现代的教育范式，它甚至要求对现行教育体系进行重构。

我国早在1991年就在基础教育阶段试点创业教育，2002年起又在九所高等院校开展创业教育试点。然而，当成千上万大学生投身其中之后，这波热潮涨得猛也退得快，潮涨时崛起的大学生创业企业，大部分在潮落中悄然消失^[4]。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低得吓人，据不完全统计，一般创业企业的失败率高达70%以上，而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只有2%～3%，远低于一般企业的成功率^[5]。在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如此低的情况下，大学创业人才培养热潮仍一浪高过一浪，使得人们不得不提出两种反思：一是对现代大学功能的反思。大学创业教育培养超然于学术型（或研究型）和职业型（或应用型）人才之上的创业型人才，强调人才的心智开发和开创性能力培养，是否意味着对现代大学传统功能的革命性拓展？二是对现代大学教育能力的反思。大学创业教育成本如此之高，创业教育本身是否还具有现实价值？本文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现实背景下，从近年来我国大学创业教育兴起的内外部动力、压力与引力机制分析入手，力图解答创业教育热潮兴起之因，以期对现行教育体制改革及大学创业教育发展展开争鸣。

二 创业人才培养是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主流传统的价值回归

中世纪欧洲大学传统奠定了现代大学的基本框架，英国最完美地继承了中世纪大学传统。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纽曼认为，大学在于“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于一种特殊形态的“性格养成”（Character Formation）。18～19世纪，德国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柏林大学革新者洪登堡等人认为，大学重在“发展”知识而不是“传授”学问，大学应成为“学术研究中心”。于是，以“传授”知识为主要职能的大学，开始承担“发展”知识的职能。为满足工业革命对科技创新的迫切需要，平衡传统大学理念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德国在传统大学系统之外建立了以职业教育为方向的高等技术学院。伴随着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发端于欧洲的大学传统在佛兰斯纳、吉尔曼、艾略特的努力下，在美国得以快速发展。美国大学的基本职能，逐渐走出由“性格养成”教育和“知识发展”研究构筑的“象牙塔”，变为涵盖教育、研究和社会责任的“服务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大学引领世界大学发展潮流，以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为基本职能的大学理念，成为当今世界教育的主流思想。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认为，“中世纪大学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世界精神、超国界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