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

深圳已经完成了初级城市化，正在步向深度城市化。作为城市化重要客体的原籍居民^[1]群体，在被动地由农民快速转变为市民之后，其生活质量如何，是深圳社会建设过程中一个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目前，人们对原籍居民群体主要持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原籍居民群体是凭土地生财的强势利益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从种地变成“种房”，依靠私人和集体物业出租过活，是一个收入优厚、自闭排外、不思进取的食利者集团；另一种认为，在土地被征、外来移民巨型挤压、自我更新缓慢、政府扶持不足的境遇下，原籍居民已经被群体性边缘化，成为被城市化、现代化抛弃的人群，幸福指数极低。

本文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两个极端。原籍居民在整体上与深圳市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基本保持同步的情况下，城市化也使这个群体发生了两种分化，即群内分化和区位分化。所谓群内分化，是指原籍居民群体内部由于家庭人口、家庭财富积累的基础、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从而引起原籍居民在城市化融入过程中所发生的贫富及社会阶层地位的分化。所谓区位分化，是指由于政府对各村落所在区位的城市化开发战略定位、扶持力度、村集体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存量等不同因素，从而引起不同区位的原籍居民群体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性。无论是群内分化，还是区位分化，都涉关原籍居民整体生活质量的升降问题，而原籍居民的生活质量是衡量城市化、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尺度。

生活质量的概念最初是由加尔布雷斯在1958年提出的，之后引起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兴趣，迄今形成了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一是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将生活质量定义为个人对资源的支配，强调居民生活自然环境的美化和社会环境的改善；二是美国模式，将生活质量定义为个人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和对生活的评价。两种模式中，前者强调客观生活条件，后者强调个体的主观生活感受。本文主要参考前者的理念，偏重对原籍居民客观生活质量的考察。而考察生活质量，必须借助一定的指标测量体系。目前，国内外有关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研究层出不穷，计有三大类^[2]：一是可持续发展观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如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联合国人居中心的都市环境指标体系、英国政府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二是人类发展观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体系、荷兰社会学教授Ruut Veenhoven提出的快乐生命期待指数体系；三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如由来自美国政府机构、企业、非营利组织界的一群研究者历时六年提出的Calver-Henderson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新西兰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设计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

上述各种指标体系倚重不同的角度，各有建树和特色，又不乏共性之处，为我们考察深圳市原籍居民群体生活质量提供了标准和尺度。但是，由于研究时间及其他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照搬上述任何一个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质量水平，而只能在上述体系指标设计的原则指导下，结合深圳市及原籍居民群体的实际情况，抽象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生活质量标尺。主要包括四大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涉及17个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考察原籍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使用的测量指标是有所选择的，也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只限定在一个区即T区，因此，本文并不能概括出深圳市原籍居民群体社会生活的全貌，这是本文的缺陷，也是今后研究工作的方向。

本文是以深圳市T区为个案，在2011年3～4月间进行的田野调研的基础上形成的。调研方法包括以户为单位的普查式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入户走访等方式。共发放问卷1400份，回收问卷988份，其中有效问卷904份。^[3]

一 调研对象基本情况

在城市化过程中，原籍居民家庭户数和人数锐减。根据T区公安分局提供的最早的原籍居民人口统计信息（1984年12月30日），当时家庭户数共有1792户，人口数7557人。^[4]但2010年调查显示，T区现有原籍居民家庭户数988户，人数5231人。

原籍居民人口数占全区户籍人口之比为18.5%，占常住人口之比为3.66%^[5]。原籍居民中，源于城市化前农民身份的原籍居民是2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