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与以往集中解决某一方面的问题有所不同，是包括了农村经济要有新发展、农民生活要有新改善、农村社会事业要有新进步、农村文明程度要有新提高、村容村貌要有新变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要有新进展的整体目标。这样的整体目标彰显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具有以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张力。

今天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以反思以往城乡不均衡发展的路径安排，把加快解决“三农”问题作为确定我国现代化战略发展方向和大格局的必然抉择。所以，农村不仅是一个与城市相对应的区域概念，更重要的是，根据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安排，我们应将农村列入构建现代化和谐社会的大视野。如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于土地革命并取决于土地革命的成功，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起步于农村改革并必然接受农村改革的检验。新农村建设既要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要促进农村的社会、政治、文化一系列的变革，让改革成果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这就涉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全面建设。

在我国进入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三农”问题对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需要以新的思路予以解答。农业基础薄弱，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是我国调整、优化经济结构急需解决的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统计，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3%，有近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如果今后每年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30年后，我国的城市化率可以达到73%，相应的农村人口约为4亿人。由8亿农村人口减少到4亿人的过程，也就是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过程，其结果将会导致农村的日渐衰败，从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调研也表明，以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统计，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2.4%、47.3%和40.3%。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其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万亿元左右，因此农业缺乏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积累能力，以至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也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成都市的情况与全国一样，农业人口占全市人口比重的64%，城乡居民年均收入比约为3∶1。成都19个区（市）县中，14个属农业区（市）县，人均耕地仅0.8亩。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按传统的农耕方式，哪怕种金子，农民也不可能致富。这也正是“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学术界对于包括成都在内的我国农村、农业实际状况的有代表性的解读有下列几种。

其一，黄仁宇教授认为：依赖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曾经是农耕文明中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这是我国古代文化长期领先于世界各文明古国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农业文明携带了庞大的人口压力，使得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只能对有限的土地资源进行一次次过细的分割，高度分散的耕作单位不可能获得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于是也就导致了仅以维持基本生存的低效生产率既无法消除贫困，更使人际关系在生产领域陷入紧张状态。农村问题最大的关键在于“贫”而不在“不均”。

其二，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基本办法是发挥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扩大低端产品的出口。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以拉动农村的内需。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没有内需支持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林毅夫的调查结果是，现今农村户均收录机的拥有比例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家庭收录机的拥有比例基本相等，但是洗衣机、电视机的拥有比例，农村则远低于以上时期的城市家庭。林毅夫解释说，与只用电池就可以使用的收录机不同，洗衣机、电视机的使用必须以水、电、光纤等公共设施为前提，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不足，既制约了内需的增长，也凸显了城乡差别的不平等性。

其三，温铁军教授认为：如果只把农业当作一个生产过程、一个产业来看的话，则往往会过多地强调农业的投入与产出，但是由于粮、棉、油属于低附加值的农产品，所以必然是越投入则产出越不合理，其投入一般总会高于产出。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实施中应当注意，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