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2008年奥运会是北京环境改善的最大推动力；但北京市的环境改善并不仅仅是为了奥运，而首先是为了本地居民生活的安全、健康，为了本地环境生态的改善和恢复。因此，北京应当借助举办奥运会的东风，更新、修正我们环境改善的策略，持续兴起环境改善的波涛，建立新的环境整治、生态恢复的价值、理念和有效机制。

一 城市化进程提升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2007年12月31日，北京望京南湖西园小区的居民担心地望着窗外的一个工地，这个工地据说正在建一个变电站。城市居民个个希望自己的身边是块绿地，是条天然的河流，是面平静而纯净的湖水。然而，这个奢望在北京几乎不可能。拥挤的城市，几乎没有隙地可留，因此，可能有“污染”的公共设施，比如厕所、变电站、垃圾楼、汽车站等，让城市居民越来越反感。

2007年整整一年，北京朝阳区天赐良园、万象新天等小区的居民经常夜不能寐，来自将近3公里之外的高安屯垃圾场的臭味让他们很不舒服。而且，他们知道高安屯里面正在修建一个垃圾焚烧厂，是北京拟建的四大垃圾焚烧处理设施之一。他们同时注意到，在自己的小区与高安屯之间，正在兴建北京最大的廉租房项目，他们担心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假如高安屯垃圾填埋场的臭味仍旧飘荡，入住的居民会以什么样的情绪来欢庆他们的乔迁之喜。

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法律专家许志永博士，则对位于海淀北区的“翠湖湿地”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叫“翠湖湿地”，为什么这个被建设部列为重点城市湿地的地方，至今一直不开放？为什么海淀区政府承诺要往这里投资20亿元，而开发商却是一个“公司”？于是他开始以海淀区人大代表的身份进行调查。调查后，他联合许多人大代表，提出了尽早开放翠湖湿地、让公共投资所产生的利益归公共所有的建议。

同样，在圆明园附近工作的北京大学景观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2007年深深地卷入了圆明园该不该复建的争论。他认为，圆明园应当免费开放，改变目前由少数人决定其命运、由少数人为了自身利益对其进行“整治”和“建设”的现状，让圆明园成为“公共决策力”能够渗透的地方。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让圆明园完成其公共用地功能、历史教育功能和自然教育功能，甚至，有可能成为北大和清华的大学校园。

这几个问题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城市化”进程推进了公众环保参与能力的提升。

2007年，城市化给北京带来的冲击是：几乎每一个居民都开始成为城市环境的关注者，不管是为了“自私利益”而开始“公益维权”，还是出于公益兴趣而关注某个公共问题；大量公共区域开始获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公众的关注。

城市就是这个样子，城市是公共资源集中之地，公共资源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有少数人享用。城市不再允许少数人为了个人或者集团利益，伤害其他人利益。城市是知识荟萃之地，知识也开始表现出应有的“公共性”。

具体来说，高安屯、六里屯虽然身居城市，但其现实的情况实际是“村庄”，而村庄至今仍旧是最容易受欺凌的。因此，过去可能更为剧烈的污染，都没有人发出声音；而进入2007年前后，这些地方成为“观景小区”之后，入住的居民带有了鲜明的“城市化特征”，开始有力量来对抗身边的环境问题。

过去城市的公共地块，往往是由这个地块的管理部门所处置决定的。圆明园的命运最清晰地表达出了这一点：圆明园的重要性在中国历史上毋庸置疑，但有意思的是，它至今仍是“海淀区区属公园”，只是一个处级单位，干部由海淀区来任命，完全局限于海淀区内考核。其他人无权干预。因此，当人们无论是从文物保护还是从自然保护的角度来对圆明园提出建议的时候，他们发现，最需要解决的是圆明园的体制问题。只有改变体制问题，才有可能让圆明园不再沦陷为小集团利益的牺牲品。

在过去，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

当这一个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出现的时候，北京的环境改善才可能加快。

二 “垃圾分类”仍需努力

2006年底，北京海淀区六里屯附近的居民发现，这里准备继高安屯之后，建设一个大型的垃圾焚烧厂。他们担心焚烧所产生的烟气含有对人体危害的诸多成分，开始了持续的抗争式对话，坚决反对建造垃圾焚烧厂。

2007年6月5日，六里屯居民与国家环保总局之间的“对话”，促使北京市认真考虑城市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