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下半年是全球大火频发的多事之秋。从席卷希腊半壁江山，引发政治危机的森林大火，到美国加州近100万人紧急疏散、损失达10亿美元的森林火灾，重新掀起了国际学术界对火干扰和火管理的热议与反思。

我们不能不联想起1987年大兴安岭的那一场特大的森林火灾。遗憾的是，20年来，能够运用现代生态学理论，对这场火灾进行剖析的研究者甚少，相关的论文与报告也只是偶尔见到。^[1]而我国的森林防火，由于缺乏现代生态学的理论指导，依旧年复一年“摸着石头过河”，防火工作以不着火为最高宗旨，一切围绕着“打早、打小、打了”的方针展开工作。至于火对森林生态系统的作用及其合理利用，几乎未做更多的考虑。因此，尽管自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发生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对森林防火工作空前重视，各省、市、自治区的森林防火成绩显著；但以现代林火管理的宗旨和目标进行衡量，显然没有超越传统的防火模式。在人为的严防与控制之下，森林与草原排除或减少了正常的自然火的作用，不仅发生重大火灾的隐患和危险都在加大，而且一些需要火干扰却人为隔绝了火干扰的生态系统，也必然要发生退化或改变。

没有生态学理论作指导，没有思想和理念的更新，不耐心听取实践的呼声，改进思路与工作，就只能继续重复低水平的“严防死守”，现代林火管理就无从谈起。

一 大兴安岭火干扰的历史与现状

现代生态学认为，植被的格局除受立地条件的影响，还受干扰的影响。森林的干扰有自然干扰与人为干扰之分，本文讨论的主要是其中的自然火干扰与人为火干扰。在人类出现之前，林火是自然发生的；人类出现后，林火既可以是自然发生的，也可以是人为释放的。研究在未受人为影响下，火的发生规律及其作为一种干扰因素对生态系统所起的作用，以及不同的生物物种对它的适应，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大兴安岭火开发前的火状况

徐化成先生对大兴安岭中部阿龙山林业局一处开发前的火状况调查显示：自1825～1993年的168年间，该地区发生14次火烧，多属弱度火和地面火。林火的轮回期约30年。^[2]另一项在大兴安岭北部满归林业局的调查显示，该区林火的轮回期为103年。

研究显示，大兴安岭历史上火烧状况具有以下特点：火烧种类以地表火为主，但也有少量林冠火；火烧强度以弱度火和中度火为主；火烧轮回期通常较短，一般为30年上下。但不同树种的林分和不同兴安落叶松林类型的火烧状况有所差别，在比较干燥的立地条件下，火烧频繁而强度较小，反之在比较潮湿的立地条件下，火烧轮回期长而强度较大。

影响大兴安岭火烧特点的主要因素有两点。

其一，树种特性抗火。占大兴安岭森林面积70%的优势树种兴安落叶松，树皮很厚，特别是树干基部树皮的增厚使其具有相当强的抗火性。因此即便是发生较强的火烧后，也还会有一部分林木存活下来。这是兴安落叶松在长期进化中适应火干扰而具有的一种生物学特性。

其二，群落特性抗火。大兴安岭森林的乔木树冠层高，而下部灌木层低矮，上下层之间互不连接，因此地表火不易发展成具有毁灭性的树冠火。^[3]

正是由于大兴安岭森林的这种特点，因此数百万年来，尽管不断周期性地遭遇火烧，且并无人类防火扑火，但整个森林生态系统从来不曾发生毁灭或退化，直到跨入20世纪60年代人类进行管理时代之际，依然是一片生机盎然的野生世界。

（二）大兴安岭开发后的火状况

统计资料显示，从1966～1981年，大兴安岭每年都发生十几次到几十次森林火烧，火烧面积几十万公顷。在大兴安岭东部（黑龙江部分），不但火烧频繁，且每次过火面积也大。1966年、1972年、1975年和1977年火烧面积均在70万公顷以上。1987年特大森林火灾，过火面积133万公顷，烧死林木蓄积量3960万立方米。其中严重火烧（死亡林木大于70%）为35万公顷，占40.2%；中度火烧（死亡林木占31%～70%）为29万公顷，占总面积24.1%；轻度火烧（死亡林木小于31%）为31万公顷，占35.7%。

大兴安岭西部（内蒙古部分），从1962～1980年的19年间，共发生火烧1344起，火烧面积124.35万公顷。

将大兴安岭开发前后的火状况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尽管开发后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建立了防火机构和扑火队伍，但森林火烧未见减少。大兴安岭森林由原始状态过渡到人为管理状态，呈现出3个特点。

（1）随着林区开发，人口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