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0.89万人，占常住人口的8.7%。10年间，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了56.6万人，年均增长率为4.1%，增幅高于同期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0.35个百分点。北京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到来，未来20年内，随着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双双下降，北京老龄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加剧。

在老龄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北京市政府为解决养老问题，在制定政策和实施扶助方面已经作出很大努力。2008年出台了《关于深入开展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和《北京市特殊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办法（试行）》，2011年在《北京市“十二五”时期社会保障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90%的老年人通过社会化服务在家庭养老，6%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在社区托老，4%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格局，这些都为顺利开展居家养老社区服务提供了政策保障。截至2008年底，北京市已投入居家养老服务方面的经费约4559万元，其中市区民政部门投入约3478万元（不含特殊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费）、街道乡镇政府投入约868万元、社会各界投入约213万元，全面实施了城区“星光计划”^[1]，建设了2335个城区“星光老年之家”。

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目前北京几种养老模式都还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机构养老资源严重匮乏。据北京市民政局数据，截至2011年底，养老机构总数为401家，其中公办215家、民办186家，每百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2.9张。《新京报》最近推出的北京养老调查系列报道发现，北京一些公办养老院人满为患，其中一家有1100张床位，要求入住排了7000多人，“老人要住进来，至少得等10年”；而一些社区部分日间看护室又形同虚设，成为居委会办公场所。^[2]

“居家养老”模式可以使老年人在自己的家里享受服务，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老年人偏好，有利于提高老年服务质量。

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老年居家服务供给与需求无法匹配。居家养老遇到的实际困境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对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的老年人而言，其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护理服务，由于缺乏专业化的护理人员而无法通过居家养老的方式得以满足；另一方面，又由于许多城镇老年人退休工资低，家庭经济不富裕，很难为护理支付高额费用，家庭护理产业无法得到充分发展。北京市政府发放的“养老券”也“用武之地”不多，原因是“这券能用的地方实在有限”。这两方面的问题归根结底一个是“钱”、一个是“人”（人力资源）的问题。

改革需要新思维。要解决这“人”和“钱”的短缺问题，需要理顺“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关系。“机构养老”主要是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提供标准化的老年服务。“社区养老”主要是为可自理的老年人提供以健身、教育、文娱活动等为主要内容的个性化服务。“居家养老”则既要给失能老人提供一般化的日常照料服务，还需要对可自理的老人提供心理慰藉、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个性化服务。

因此，除了政府要出台促进“居家养老”服务的相关政策措施，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支持、官办民营等方式推动专业化老年服务机构的发展以外，我们还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学习他们如何通过货币化有偿服务来调动社会和个人的积极性。怎样使货币化有偿服务解决现有的实际问题？英国诺丁汉郡采用的一些方法，利用经济杠杆把“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结合在一起，解决社会资源的合理调配，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启示。

诺丁汉郡位于英国中部，被称为“米德兰德”（Midland）。在那里提出了社区“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权利，与中国家庭中照料老人、病人基本上属于家庭成员的义务不同，把家庭成员照顾自家老人和病人上升为“政府和社会分享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换言之，政府鼓励家庭成员照顾自家老人和病人，而且政府机构还会给相关家庭发放补助金，明确规定：“即便是自己照顾自己的家人，也可从政府那里得到资助或要求社会工作者上门服务。”

在诺丁汉郡，每个社区都有为老人和病人提供专门服务的机构，都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上门帮助有困难的家庭解决实际问题；那些没有亲属的老人也可将自己的房产抵押后直接入住社区的老人照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