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化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城郊结合部，原来的农村逐渐被整合进城市，使城市范围扩大。农村城市化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另一种是居村混住，表面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不仅在户口、观念、习惯、职业等方面有所不同，而且在经济来源、组织形式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出现与一般城市化不同的特点。

北京市丰台区共有14个街道办事处、2个地区办事处、2个镇、3个乡，其中卢沟桥街道有26个社区居委会（莲怡园社区居委会是其中之一），卢沟桥乡有21个村委会（六里桥村委会是其中之一）。^[1]卢沟桥街道莲怡园社区就是城郊居村混住的新建社区。成立于1997年的莲怡园社区由马官营、白塔村两个自然村和莲怡园小区、马官营小区、招贤小区三个居住区组成。社区有楼房15栋，其中高层楼3栋，多层楼12栋。有2406户，7218人，其中居民1716户，人口4522人，450户村民，240户铁路职工，600多个拆迁户，900多个农转居。莲怡园社区由团体购房、商品房、旧村改造搬迁三部分人员组成，社区单位有六里桥村物业公司、电华物业公司、广宇物业公司三个物业管理公司。由于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地区，社区管理环境、服务环境呈现一定的复杂性。刚开始，尽管同住一个小区、一个楼层，但由于生活习惯、观念不同，常引发矛盾和产生摩擦，尤其在居民与村民之间。

那么，在何种情况下才能缓解居民和村民间的矛盾，满足他们的正当需求？根据组织管理理论，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

第一种途径是体制内。体制概念有不同的理解。较抽象的分析认为体制涉及那些联结起来形成一个功能整体的客体的任何集合，即客体之间的关系，或将客体联结成一个整体的那些特征。^[2]心理学中体制化（Organization）的概念就是主体对环境的各种信息进行组织（编码、构造等）的能力（或过程）。^[3]在公共管理学中，体制不仅仅指机构的设置和权限的划分，而且往往指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持公共秩序满足公共需求的行政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4]

可以说，体制是组织职能、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的总方式。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耀基根据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政治、行政状况，提出“行政吸纳政治”的概念，认为“行政吸纳政治”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团体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政治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这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5]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许多问题如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政治问题等先后出现，对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吸纳问题，并在吸纳过程中，逐渐缓解和消解。这就需要根据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规范和可塑性程度，使众多复杂的、简单的问题得以解决，从而满足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需要，维护社会的稳定。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模式，即“体制吸纳问题”模式。凭借着“体制吸纳问题”的过程，使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公共问题，能在一个可变动的体制范围内顺利地得到解决，从而使体制不会出现破坏性的调整，逐渐适应社会的变化。

第二种途径是体制外。由于原有体制无法正常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只能在体制外重新产生一些规则，由此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大大提高解决问题的社会成本。这种体制外解决问题的方式，容易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

在中国，由于居住环境、生产方式不同，享受的国家福利待遇也有所差别，分为农村户口、居民户口两种户籍制度。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农村户口人员由村民委员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等；而居民户口人员由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都是群众性自治组织。

居民、村民居住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化过程。像莲怡园社区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