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环境问题作为技术经济问题已取得社会的共识。由此，在环境治理中各种市场机制和技术手段得以引入，技术创新对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环境问题作为社会问题，其中隐含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却被人们忽略或者回避。环境政策本质上是对人与人的利益关系的调整，从这个角度关注环境问题，可以使我们逼近这个社会问题的根源：通过制度创新对现行利益格局进行调整，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其中，通过法律、行政手段赋权予民，以公民权利为基石、公众参与为特征的社会监督，是环境政策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

NGO作为（公众）利益相关者的代表和政府决策者、企业平等协商，为环境问题的公众参与提供了有效的组织形式。作为另一种社会监督的形式，也是NGO动员资源的一种方式，比NGO监督更为历史悠久的舆论监督现已成为前者的天然盟友。

环境恶化为成长中的中国环境NGO提供了机遇。已有的案例表明，尽管受到法律、政策环境、公众认知以及自身能力限制，一些中国环境NGO已经表现出作为“环境监护人”、弱势群体或公众利益代表的端倪。面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严峻形势，赋予公众参与以实质内容，建构可实施的公众参与制度，拓展公众参与的多种渠道和形式，通过社会制衡对政府和企业行为进行约束，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