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苏联、美国等西方大国构建的“雅尔塔体制”开始运作及其对德国的分割，“热战”后的世界又拉开了冷战的序幕。此后，以东西德的“柏林墙”、南北越的“17度线”、朝鲜半岛的“三八线”和中国的“海峡两岸”为标志的民族与国家分裂，成为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军事对抗的前沿阵地。按照“雅尔塔体制”的安排，“二战”后美国在中国具有主导蒋介石政权的权益，所以当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之后，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也直接受到美国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保持“国学”传统的同时，也逐步融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学术模式的轨道，特别是台湾学人改变了过去留学日本而大批取道西方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关的学术理论、概念和方法对台湾学界产生的影响也与日俱增。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特别是70年代中后期，西方有关ethnicity和ethnicgroup的理论开始为台湾相关学科关注、借鉴，对应ethnicgroup的“族群”一词也由民族学范围扩展到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进而为“台独”势力所利用，成为构建“政治族群”和操控“族群政治”的基本话语，致使“族群问题”在台湾社会“国家认同”的“统独争议”中彰显了分化民众、分裂祖国的“差异政治”作用。在这方面，大陆学者曾就“省籍族群”的结构功能和“省籍—族群—本土化”模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就台湾的“四大族群”说及其“族群政治”问题做一分析，以揭示其“文化外衣”包装下的政治目的。 <<